我国法律尚未对“性贿赂”行为作出规定，因此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在学术界。学界对“性贿赂”的定义主要是从行为特点上阐述，即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，为“行贿人”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同时获取“行贿人”提供的性服务、或支付性服务所需资金的行为。也有论者将“性贿赂”作广义或狭义之分，认为广义的“性贿赂”比较狭义的而言，只是在性受贿的主体方面扩大，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。我们在理解“性贿赂”的含义时，必须要注意以下问题：一是从行为人的范围看，必然存在“性受贿人”（国家工作人员）、“性行贿人”，可能会有具体提供性服务的第三人；对于性受贿人及具体实施人而言，都只能是自然人主体，而不存在单位犯罪的行为。二是从行为看，实施的必须是提供性服务这种特殊的行为。三是从主观看，行为人只能是故意，即行为人明知权色交易而为之，不可能存在过失。四是从事后结果看，“性贿赂”不存在所谓的退“赃”问题，即行为的结果不可逆。

从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案例来看，“性贿赂”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：一是由行贿人出资，即国家工作人员“嫖娼”、“包养小三”等接受性服务的费用由行贿人承担；二是行贿人出“人”，如下属以色“投怀送抱”，希望得到职务升迁，或者女行贿人“主动勾引”，希望从中获取不法利益等等。“性贿赂”的特点在于：隐秘性：行为往往只发生在少数人之中，且打着“你情我愿”的旗号，对时间和场所有特殊的选择，行为较私密，不易被发现；不可挽回、危害持久：“性贿赂”不是有形财产，行为一旦发生便不可挽回，无法如有形财产般可退、可逆，即使“受贿人”事后后悔也不能“退赃”，其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事业、婚姻和名誉，只能越陷越深，不可自拔。非物质性：对于公职人员而言，“性贿赂”行为是满足其生理或心理需要，其行为本身并不一定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，且性服务与人身属性紧密相连，难以量化和计价。手段性：行贿人付出“美色”并不是目的，相反，其目的是通过美色“俘虏”公职人员，通过利用其权力获得政治或经济对价。人员复杂性。“性贿赂”涉及的行为主体较为复杂，一般涉及三方关系：性行贿人、性受贿人、直接提供性服务的第三人。

刑法规制的思考：1、设立单独的“性贿赂”罪名，独立罪名说，即将“性贿赂”行为单独定罪，将其设立为不同于现有的罪名（如“性贿赂罪”）。对于新设立“性贿赂罪”，支持者认为：“性贿赂”行为有区别于一般财物贿赂的特殊性，即贿赂的方式是用“性”，而不是财物，从行为的客观表现来说是一种新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其罪状的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的财物贿赂，因此“性贿赂”应当与一般的财物贿赂独立区分，需要在法条上新设一罪来对该行为进行有效管制，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。然而反对者认为，一是没有必要：因为“性贿赂”与一般的财物贿赂相比，尽管“性贿赂”的表现形式有其自身的特殊性，但两者本质上都是为了获得公权力的“关照”，因此割裂“贿赂”与“性贿赂”之间的联系没有必要，完全可以将“性贿赂”吸收进现有的一般贿赂罪的规制当中，无需另外单独设立罪名。二是过于繁琐：与一般的财物贿赂行为一样，“性贿赂”行为本身也是一系列“权色交易”类的相关和近似行为的综合；根据现有法条，有关“贿赂”等相关行为的规制罪名，已在《刑法》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中有所规制，涵盖受贿罪、行贿罪、介绍贿赂罪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等共计八项罪名，如果所有“性贿赂”行为也要分别入罪的话，就要设立“性受贿罪”、“性行贿罪”、“介绍性贿赂罪”、“利用影响力性受贿罪”等；如果仅是新设立主要的“性行贿罪”和“性受贿罪”等个别罪名，那么其他的“性贿赂”行为又会因此缺少规制，导致刑法规定标准不一。显然，新增罪名的操作会使刑法条文过于冗余、繁琐。三是缺乏可操作性：“性贿赂”行为是多方面、多层次的，如果把“性行贿”、“性受贿”等一系列的行为规定在一个“性贿赂罪”罪名当中，罪状难以表述清晰，实践中更可能面临着定罪和量刑困难的问题。四是容易影响刑法的稳定性：社会的日新月异不断催生新类型犯罪的层出不穷，“性贿赂”属于新类型犯罪，也会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不断“变异”；如果新类型犯罪一经出现就要增设新的独立罪名，则难以保持刑法的稳定性。

2、纳入受贿罪的两种立法构想，该构思与独立罪名说的设想类似，即把各种“性贿赂”相关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“性受贿”、“性行贿”、“介绍性贿赂”等）分别描述罪状，作为刑法现有的各贿赂罪名条文下的新设条款，并与之一一对应，也就是把“性贿赂”行为归为贿赂行为的表现之一，以此达到把“性贿赂”行为纳入一般贿赂行为规制的效果。对于该构思，又可分为两派意见：一是作为定罪情节，即“性贿赂”作为贿赂的定罪情节之一，直接规定该通过性实施权色交易的行为属于贿赂行为的一类，并把“性贿赂”行为按贿赂行为的规定处罚；二是作为量刑情节，即不变更现有的贿赂罪状的规定，将一般的贿赂行为列为基本情节，并将“性贿赂”行为直接列为贿赂罪的加重情节。然而学界对该两派意见也有不同观点：对于上述意见一，认为修改范围过大，犹如新增罪名，容易使刑法条文过于累赘、繁琐，也难以保持刑法的稳定性。对于意见二，认为可能造成“仅对加重情节定罪”的情况发生。例如，如果按照意见二的修改方案，则应把接受财物贿赂的行为人列为基本犯，把接受“性”贿赂的行为人列为结果加重犯，但在单纯的“性受贿”的场合，行为人仅接受“性贿赂”、而未接受普通财物贿赂，该场合的基本犯是缺失的；然而按照一般法理，先有基本犯才能有结果加重犯，不能仅对结果加重情节单独进行定罪量刑，故对单纯的“性贿赂”行为人科以刑罚是不恰当的。

作者简介：杨力筝；中国政法大学

参考文献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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